在国外学习工作的几年时间里，我的眼界开阔了许多，看到了我们和西方数学上的差距。

处理好国家问责和学术共同体自主管理之间的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另外，要充分发挥院系各委员会的作用，比如招聘委员会、晋升职称委员会、招生委员会等。

黄启兵：现在高校普遍实行聘用制是针对全体人员的，行政人员、教师均如此。一些双一流高校中，事业编与聘用制人员采取同工同酬，除了户口有所区别外，待遇基本一样。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破五唯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扭转学校管理行政化的表征。至于前者，一方面是行政逻辑代替专业逻辑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，其实这一说法也不十分准确，即使内行也会在行政岗位上推进行政逻辑，而不尊重学术自身规律。因此，专业化行业是具有垄断性、外人不可随意进入的。

转岗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双一流高校对教师岗位要求很高，转岗后能否胜任工作、达到考核要求，将是巨大的挑战。还有一类是专职的行政人员，如教辅人员等，这些岗位对学历要求不高，岗位设定也不同于专职教师。当时，担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（以下简称化学所）副所长的柳大纲，在国家的号召下，立刻筹备前往荒无人烟又缺氧的高原，投入到盐湖考察的工作中。

化学所党委书记、研究员范青华表示，柳大纲担任化学所领导期间，在规划研究领域、开拓科研方向、组建研究室组、延聘优秀人才等方面，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，使得化学所在物理化学、分析化学、有机化学、无机化学、高分子化学、高分子物理学等各个学科领域都得到蓬勃发展。柳大纲在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说出这句话时，语气有点激动，甚至有些严厉，与日常工作中的儒雅温和不太一样。他与矿床地质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袁见齐联名撰文《关于大规模开采察尔汗湖钾盐资源急需进行的科研准备工作建议》，上书党中央、国务院，使得我国盐湖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推动。杨小林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但面对国家的需求，他还是说了‘我愿意。

柳大纲详细记录了整理出的物品：300多箱仪器设备，包括白金、玻璃器皿50多箱。柳大纲带领吴人洁、徐晓白、张赣南等几位同事，小心翼翼地编制清单、完成装箱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所中第一批要求退居二线的所领导。然而，研究所的同事们心里却打着各自的算盘，有的人为了家庭安定以及江南优越的生活条件，不愿意跟随研究所搬迁到冰天雪地的北国长春。父亲的古文功底很好，解放前的很多笔记都是半文言体，用吴学周先生的字‘化予来称呼他，后来改称‘学周同志。取得博士学位后，柳大纲的导师鲍尔曼以及美国的一些朋友都劝他留下来，把夫人和孩子接到美国来。

柳大纲还接受了新的任务。没有听到过一句对柳先生不好的评价。因为当时钾盐在我国奇缺，严重制约我国工农业的生产。而在化学领域长期的学术积累，让柳大纲相信，在盐湖及地下卤水中能够找到钾矿。

柳大纲走进会场，抬头便看见悬挂的横幅大标语写着科学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。3 一个个任务，一次次我愿意 如果因为不会，就不去学、不去做，我会因此感到羞耻。

在柳大纲的科研生涯中，每当一个又一个新的科研领域摆在面前时，他总这样激励自己。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家柳大纲很喜欢陆游的这句诗，并把它作为躬行一生的座右铭。

听着帐篷外呼呼的风沙声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的他，爬起来啃几口干馍、喝几口凉水，就走出帐篷，身影很快消失在远方。住在透风的帐篷里，高原反应让人无法平躺，他只能斜靠在床上闭目养神。这也成为他终生的遗憾。这种精神将永久铭刻在后继者的心中，载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册。盐湖是无机盐的宝库，是一种活矿，主要开采的是卤水，应当从地球化学和物理化学的角度研究盐湖。在柳大纲看来，最困难的事不是搬家本身，而是搬家前的动员。

沿着这个线索，我们发现了这个大湖的光卤石沉积和大量含钾的卤水。在柳怀祖的印象里，父亲赴美时就觉得肯定会回国，每月与母亲通信一次，也常提及回来的事。

柳大纲和吴有训、顾颉刚、竺可桢等300多位学者一起，聆听了陈毅长达1小时的讲话，深有感触。1949年6月9日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中央研究院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举行。

总计破损率不到千分之一。上海物理化学所有许多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科研仪器以及珍贵的试剂、危险的药品、大量的图书期刊等要打包整理，必须确保这些东西历经2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仍然完好无损。

知情人士都知道，这是针对当时历经多次分所、认为化学所要办成高分子专业所的意见所作出的回应。而在70年前，察尔汗湖的风曾经一次次呼啸着吹透柳大纲简陋的帐篷。他的兴趣只集中在挖掘盐湖中的宝藏上。1951年9月至10月间，柳大纲到东北考察一个月后，对东北的工业和科学的发展有了初步印象，已经做好准备响应中央号召，搬迁研究所。

他带领攻关小组首先从科学问题出发，系统总结出荧光光谱分布与掺杂锑、锰相关的规律，在此基础上从原料提纯、荧光材料制备、化学分析和荧光光学性能测试等四个方面同时开展工作，齐头并进。新的研究所分出去了，化学所才会有更大的空间开拓新的领域。

这些研究开创了我国在多原子分子光谱研究领域的先河，使我国分子光谱的研究登上世界科学舞台。与此同时，一生常耻为身谋的人生信条也助燃了他的赤子之心。

柳大纲的这个想法来源于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一次讲话。有一次，柳大纲不在家时，一位亲戚穿走了这身行头。

1957年10月间，我们第一次去考察察尔汗湖时，在马路施工现场挖的一个卤水坑中发现了光卤石结晶。20世纪是中国社会不停动荡的时代，那时，能在实验室静心进行如此基础性的研究绝非易事，需要一种理想。分子光谱是分子从一种能态改变到另一种能态时吸收或发射的光谱，是科学家了解分子内部信息的重要手段。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对旧中国政府的不满，让柳大纲更加坚定科学救国的理想。

柳怀祖回忆，只要国家需要，哪怕课题再小、学术层次再低，或者是行政事务，父亲都心甘情愿地尽力去干。柳大纲的解释是，孩子长大了，如果还绑在父母身边，就很难成才。

一系列重要发现不仅开创了我国盐湖化学事业，也为我国利用盐湖资源进行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。柳大纲为此中断了分子光谱基础研究方面的工作，开始钻研国产新型无毒卤磷酸钙系荧光材料。

他和吴学周一起，率先表态，坚决拥护中央决定，并组织研究所中高级科技人员去东北参观访问。杨小林曾走访过很多中国科学院的老人。